謝翠玉書友會

（節錄自本人網上日誌）

『……以前每次向學生談到自己的童年生活，他們都聽得津津有味，尤其講到在山間跑、摘野果、採野花，還有被哥哥捉弄的趣事，相隔四、五年，他們竟然還記得，而課堂裡所教的寫作技巧，他們卻早就忘得一乾二淨。

現在回想，自己都覺得很不真實。這種生活我真的擁有過嗎？不是我自己幻想出來的吧？

社會變得太快了，快得我們無法稍稍停下腳步，喘喘氣，感受一下自己的存在。大部份的時間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為甚麼而趕忙，一天幾十個人不同的指令同時在耳邊響起，我們沒時間思考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哪些我想做，哪些我不想做，因為只要停下來思考，我們就沒時間完成指令。我們無知地生活著，唯一感到真實的，就是一刻不能離身的逼迫感。

這一代的孩子是可憐的。一天到晚的趕功課、趕測驗、趕成績、追榮譽，向前向前向前，誰都害怕落後，不，是所有的家長都害怕他們的小孩落後。

大家都批評說現今的孩子不懂事，只懂享福，不願受苦；又覺得他們能夠在這麼優越富庶的環境中成長，應該要知足，而孩子所講的寂寞啊、空虛啊、辛苦啊全都是無病呻吟；他們覺得上一代物質匱乏，窮，父母沒機會多讀書，現在的孩子甚麼也有，他們應該有理想，有美好的未來，能賺很多錢，能讀很多書，前途無可限量。

可是我想，現在的孩子還不夠苦嗎？現在的孩子苦，很苦，每天都在打仗，在打一些連他們也搞不懂的仗。

這一代的孩子苦啊！他們沒經歷過戰爭，沒嘗過沒飯吃的滋味，沒過過沒錢用的日子，他們缺乏一切被視為「苦難」的體驗。要體驗「福」，必須曾經「苦」，他們真的沒經歷過，如何能夠深切感受一粒米的甘甜？如何明白每一塊錢的意義？這一代的苦在於他們沒有實踐過上一代的苦，卻硬要承認自己是幸福的。

有一天我問丈夫：「究竟缺乏選擇苦，還是太多選擇苦？」

丈夫說：「都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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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代的年青人到底是怎麼了？

　　那天一個當教師的好友找我聊天，順道訴苦。話說前陣子她領了好幾位學生到老人院探望公公婆婆，學生早被分配好工作，一些負責預備食物，一些負責遊戲和禮物。活動當日，學生刻意違規，不穿著校服（他們都是中四生，覺得穿著校服外出好老土、好低能），把她氣得半死。到了老人院，學生只懂呆站，啥都不會做，連招呼也不會打，「踢幾腳先郁一郁」是好友對他們的評語。最好笑是負責食物的學生竟然偷偷躲起來，坐到一旁吃起來了。「簡直難以置信！」她說，她差點沒有被迫得瘋掉。雖然很對不起她，但聽到這裡我已忍不住哈哈大笑。

　　這事讓我想起去年中港學生東北交流的經歷。那次交流由國民教育中心負責，對象是香港的中學生，除了部份學生自願報名參與，其餘都是學校推薦或揀選的代表，因此這批學生是被認定較有「保證」的。整個活動學生的紀律雖然不俗，可是在學習的過程和日常生活的相處之中，卻處處暴露了香港年輕一代的通病。大部份香港青少年不會體察別人的需要，即便知道，也很少主動幫忙。沒筷子了找老師，椅子不夠找老師，課本不見了找老師，水喝光了找老師……他們下意識地把自己停留在孩提階段，而老師是大人嘛，大人照顧小孩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也就懶得自己解決問題。平日學生喜歡呱呱叫，說話滔滔不絕，可是當東北大學某位教授演講時向我們學生提問說：「你們都看武俠小說的嗎？」教室就變得鴉雀無聲。然後他再問：「金庸的小說看過沒有？拍成電視劇的看過沒有？」這趟只見幾位學生的嘴巴在動，可誰都沒有作聲，教室幾近死寂。從教授的表情來看，他對學生「沒反應」的「反應」是有點詫異了，而當時我心裡一直在抖，心想：天啊！總不可能沒有一個讀過吧？沒讀過也肯定看過金庸小說的電視劇吧？看過就說看過啊！他們在怕甚麼？人家一定以為香港的中學生都是文盲、是笨蛋了！那一刻我簡直覺得糗死了，心裡也替學生們難堪。

　　我們不禁想，這一代的年青人到底是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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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elf” 為中心的「Ｙ」世代

　　在我十多歲的時候，老師和長輩們經常搖頭嘆息，說我們那一代是時代的沒落；現在我年過三十，身邊的同工們無不痛斥現今青年人的無知與放縱。在「一代不如一代」這老掉牙的陳述裡面，不但反映了「上一代」對「下一代」主觀而片面的觀察和評價，另一方面也正正說明了「時代」是不停在改變的事實。

　　人是時代的產物，因此，不同時代賦予了「人」不同的特質，屬於這時代的年青人，我們稱他們──「Ｙ」世代人類。

　　「Ｙ」世代是「Ｘ」世代的延伸。「Ｙ」世代的開始和結束，在確實年份上坊間雖有不同的論述，但一般而言，『「Ｙ」世代是指出生於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四年間，現年十三至二十九歲的年輕人，他們一般被視為「新新人類」』。[2]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一九七七年出生的人則定為「Ｘ世代」』。[3]

　　八十年代，戰事已過，政治平穩，百業興旺，正是太平盛世時候。相對於「Ｘ」世代，「Ｙ」世代出生的小孩不論在物質、政治環境、教育……等各層面都比六、七十年代的孩童優勝。及至九十年代，互聯網的普及化帶領新生代進入資訊爆炸的新紀元。戰後嬰兒潮過後，八、九十年代人們趨向計劃生育，並以組織小家庭（只生育一至兩個嬰孩）為主，生活的理念是追求自由，並講求工作與生活平衡，人們不再『「為工作而活」，而是「為生活才工作」』。[4]　「Ｙ」世代新新人類及其時代特質就是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被塑造和催生。由此可見，「Ｙ」世代與「Ｘ」世代青年所得到的社會經驗是截然不同的，「Ｘ」世代青年較「Ｙ」世代的保守，相信靠努力能改變命運，工作態度因而較踏實和進取，思路也較保守；「Ｙ」世代則易於接受新事物，講求多元多變，亦由於八、九十年代經濟起飛，「Ｙ」世代青年人不再需要為家中經濟擔憂，故「我」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生活的核心。

　　在「self」不斷膨漲的世代裡，衍生出來的人格特質還包括──　　　

　　「自我」：想做就去做，不會謹慎思索後果；

　　「自戀」：重視自己的感受多於別人的感受，沉浸在自我塑造的網上世界，期望別人關注自己的一切，喜歡對著鏡頭拍攝自己；

　　「自卑」：對生活充滿不安，經常擔心競爭力下滑；

　　「自以為是」：自尊心特強，不喜歡接納別人的規勸，缺乏檢討過錯的能力；

　　「自私」：只想自己的益處，不願意付出及犧牲。

　　由於物質優越和家庭組織的變型，『「Ｙ」世代的年輕人從小享受更多父母的關愛和重視，因而發展出較強的自我價值，並將家庭給他們的重視帶到職場上，期望公司重視他們的存在價值。』[5]　年青人自小被保護，無怪乎不少僱主都狠批現今的青年人不願挨苦，不夠上進，不受批評。由此可見，「Ｙ」世代的出現不僅是時間上的跨越，它還標誌了一個時代的文化和思維層面的跨越。

　　在上一輩眼中，新世代的年輕人彷彿是一大堆貶義詞的組成體，然而，這一代年青人真如他們所言的不濟嗎？如實情真如他們所言，那麼在這時代的巨輪裡，「上一輩」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社會又需要承擔怎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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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在時代的夾縫──八十年代

   鍾曉陽在其散文集《春在綠蕪中》中，為這個年代劃上輕輕的一句──「這一代人有這一代人的心事」[6] 。無疑，每一個時代的變更都是一場「陣痛」，這裡面包含了某些真理或固有的價值觀被推倒或修改，這無形或有形的衝擊讓人陷進迷茫和痛苦裡。舉個例子：過去我們一直相信「自然就是美」或「身體髮膚受諸父母」，因此必須好好愛惜，不敢毁傷，但現在坊間讚頌的是「人工美女」，講整型手術、打針、吃藥，深信美是靠自己創造的；當日高唱「中學生不應談戀愛」，今天的女孩卻要比快「破處」。前者和後者是南轅北轍的價值觀。昔日持守的信念被打擊了、動搖了、模糊了，直到我們對一切擁抱已久的信念逐一懷疑。

　　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生，因此也無法完全掙脫社會所賦予的價值理念而活，人的思維就是這樣被社會牽扯，被社會推著走。在這個科技凌駕一切、講求速度、資訊爆炸的年代，社會斷不會給予時間讓你去「尋索」，或停下來「思考」。八十年代的青年，活在新舊思想迅速變易的時空裡，思想的架空讓人迷茫和混亂，讓人如同卡在夾縫中，動彈不得，前進不了，後退不了。在這不斷改變的世代裡，我們有否明白他們的心事？

　　《漫話》[7]

　　作者Ahong 描述了他從睡夢中醒來後的畫面。他睡了不過十五分鐘，時間出奇的短，但那個他一直接觸的、熟知的地方，卻在短短十五分鐘內、在他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搞得一團糟。原狀已無法尋回。眼前的狀況如何辨別真假？甚麼是虛擬，甚麼是真實？一切已無從稽考。

　　面對這種困境，他「卻希望懶惰懦弱如大雄，有天碰上神奇的機械貓，至少讓我可把家中的雜物還原」。機械貓只是幻想的產物，幻想的東西如何解決現實的問題？可是「懶惰懦弱」的他卻選擇以「逃避」來面對問題。

　　「努力學習七十後的工作狂，又妒忌九十後的虛妄……你問我今天在哪？我答我哪裡都不在……」卡在夾縫的八十年代是個迷茫的年代，是個難以辨別身份和定位的年代。

　　誰是扼殺他們喘息空間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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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教育

　　每個人都是喝社會的奶水大的。喝下去的是甚麼，就長出怎樣的人來。在講求速度的年代，「緩慢」是不被容許的。人像機器一樣，二十四小時運作，力求與時間競賽。「百年樹人」已成傳說，我們的教育體系哪來這耐性？

　　在資本主義的侵蝕下，人被逐步物化，如同物架上的商品一樣，我們以老闆訂定的「工資」來釐定我們的存在價值。我們價值的高低，又視乎我們對公司帶來多少益處，而你的考試成績或各式各樣的文憑，就是證明你有否被起用的條件的依據。如此類推，畢業的學生愈有社會價值，也證明學校的教學品質愈高，故此，學校不得不以追成績、追增值來力保地位。人格與人文主義不再成為培育「人」的主調，天、地、人、物與情、心靈的自省與自覺……等觀念不斷被弱化。教育制度被商人支配，樹人的大原則已成空言，「忠信仁愛」等偉大的校訓與現實脫勾，淪落為一副華麗的牌匾，被掛在牆上，只供人觀賞。學生游離虛實之間，誰能分得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真理？

　　又，當考試制度掌管了人的前途並成為量度價值的指標時，所傳達的「知識」就成為一種測量的手段，而非「知識本質」。教師著重教授應試技巧和答題策略，學生無需往更深的知識層面探索，「奪Ａ升grade」轉化成更遠大的目標。讀唐詩宋詞，我們原可以透過詩人的生平了解人生的起跌得失，從字裡行間細察古人的情懷，於朗讀中體驗音韻之美妙，這是一種心靈上跨越地域、時空的接通和契合；讀歷史，原可以史為鑑，讓人明是非，立公義之心。道德、情理由此而發。然而，當文章與考試扣連，情與理就簡化成一堆被背誦的文字、一堆能轉化成分數的符號。整個學習經歷，學生彷彿被灌輸了大量做人道理或情感教育，但實情是除了一大堆答題的方程式外，他們一無所得。因此，當屈原投身汨羅江，他們看不見其憂國憂民、捨身為國的偉大情操，反只笑他是個同性戀；當司馬遷被判處腐刑，他們看不見其忠義、敢言與堅忍，反只笑他「太監」、「公公」。古人的事於他們太遠了，他們關心的，是這個學期老師到底要考哪幾篇文章。而教師亦然，他們關心的，是這個學期學生能拿到怎樣的成績。教育理念被硬生生地扭曲，正如許兆麟博士所言，這世代需要的是 “producer” 而不是 “thinker”，大家按著流程辦事，才是管理的上策。冷漠的教育培養出冷漠的人，所以，我們不難理解怎麼會有明明要給老人家派發食物，卻竟然獨個兒坐在一旁，自顧自地吃起來的學生。

（註：回應第二頁文章內容）

　　今年四月我到一所中學代課八天，以下是這八天我所教授過的及要求學生完成的工作：

　　這是一所第五組別學校，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動機偏低，行為問題也較嚴重。學生的吸收力弱，在教學上老師原需花更多時間讓他們明白並掌握一個技巧，但我發現這所學校在課程編排上跟第一組別學校沒分別，而且功課甚多。我需要在兩星期內教會他們論點、論據、論證的使用。我沿用以往一貫的方式教學，就是讀文章、分析文章、從文章裡找出寫作技巧等方式出發，發現學生好像聽不太懂，於是我試圖多舉例子引導，當下學生好像明白多了。可是，當我以《港男. 港女》為題，要求他們寫一篇議論長文的時候，他們就顯得很困擾，感到無從入手。文筆不濟還是其次，問題是他們根本就沒有論點，並且欠缺思辯能力。他們對於社會問題、週遭的人和事漠不關心，遑論去分析、反駁、論辯了。我想在他們動筆之前作一深入討論，希望有助他們找到靈感，可是由於前任老師要求他們必須連堂完成作文（即日交），因此這想法就打住了。結果學生在非常痛苦且不知道自己在寫些甚麼兼字數不足的情況下交了功課。無法當天交作文的同學，當欠交功課計，發告誡一次。

　　這次代課的經驗令我反思的是：到底我們在傳遞知識，還是在阻礙知識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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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與教育

　　「Ｙ」世代青年的矛盾在於他們極端自我，同時也被極端壓制。正如福柯所言，「權力不是給定的，不是用來交換的，不是可以恢復的，而是在行動中，也僅僅在行動中才能得以實施。」[8]　全港學生都受轄於考試制度之下，「權力壓抑自然，壓抑本能，壓制階級，壓制個人。」[9]　教育政策令我們將「人格」硬性分類，製造了單一的社會價值，認定只有考試成功才是人生的成就。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政府是權力的中心，在權力的施行過程中，政府透過政策「治理」（govern）學生，把他們塑造成合乎社會使用的一群，以推動社會經濟發展，也因為這樣，年輕一代必需被治理。在權力的操控下，學生無法發聲，他們被動、受控、弱勢，因此不能不跟隨政制而跑。

　　為了確立政策的公信力和果效，教育政策把學子的「人格」硬性分類，令這群無知的羊群不至偏離大隊，平衡社會架構（social setting），因此不得不生產大量的失敗者（loser），大家都不想成為失敗者，因此我們要爭、要贏、要事事快人一步、要高人一等、要入首府入名校。在追趕的過程中，學子默默承受了大量驚恐（fear）。學生都怕錯，因為錯＝失分＝失敗＝被陶汰，無怪乎他們就連有沒有看過金庸小說的電視劇也不敢回答，因為他們不知道老師下一步要問他們甚麼，如果追問下去而他們又不懂作答時，他們就顯得無能和失敗了。（註：回應第三頁文章內容）這種驚恐嚴重地扼殺了人格發展及創意思維空間。

　　如前文所言，「Ｙ」世代學子的家庭環境一般都較「Ｘ」世代富裕，家中成員不多，因此父母都他們的期望特高。過往大學生被視作天之驕子，但隨著大學學額的增加，大學生的名聲和價值已今非昔比。雖然近年副學士課程、展翅計劃等非常盛行，但在大眾眼中，這些都是次一等的課程，上不了大學的人才報讀。因此，這一代的學子難以被社會認同，他們的唯一出路是以「價錢」來肯定自己，　證明自己的價值，故此不少大學生寧可失業都不肯做廉價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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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Ｙ」世代的父母一方面為他們著鞋穿衣，事事代勞，一方面怪責他們活像個嬰孩，甚麼也不會做；老師一方面要學生考好試，一方面怪責他們冷漠無情、不關心社會；社會一方面扼殺創意，一方面怪責這一代創意不足。

　　矛盾的世代，產生了充滿矛盾的「Ｙ」世代人類。